Liberalism Unveiled作者Donovan Choy在Bankless发表文章，从公司的历史、演化角度看DAO，认为DAO是未来的公司形式。全文如下：
加密行业的创新之一是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这是一种建立在区块链和智能合约上的社会组织形式。
知名投资人Mark Cuban将DAO称为“资本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结合”。在加密领域，DAO被称为“最重要的创新”和“工作的未来”。
由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和开源性质，DAO本质上使大规模的人们能够以经济确定性进行协调、投资和工作。
截至2022年3月，DeepDAO上列出了大约215个DAO，在50万活跃成员中处理的交易达到95亿美元。DAO有多种类别，包括DeFi、筹款/投资、社交社区、媒体、服务（自由职业者）等。
今天，我想将DAO定位于现代资本主义公司的历史发展中，以更好地了解这些新的社会组织在后勤和经济规模上的能力。
公司的性质
我们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公司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市场是大公司和中小型公司的主场，而不是数十亿的自由职业者、独立工人和打工人的？
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 (Ronald Coase ) 尖锐地指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效率。公司是一种帮助资本家降低交易成本的组织模式，即利用市场。如果CEO不得不与工人就每项任务的条款和条件讨价还价，他们将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讨价还价和微观管理上，而不是创业。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等级森严的公司结构，并让员工签订长期合同，这样他们就可以将时间花在管理职责上。
科斯通过对19世纪末至1950年代大型中心化公司结构（如通用汽车、标准石油和杜邦）的归纳观察发展了他的公司理论。这些大公司以U形（Unitary形式）结构成立，成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也是几十年来最常见的组织结构，甚至直到今天。
这在今天似乎是一个非常常识性的见解。然而，很难说科斯的解释在当时是多么具有开创性。在科斯之前，经济学家将公司视为存在于市场经济中的静态黑匣子。在科斯之后，公司的分析思维演变成一个复杂的管理结构，可以兼顾交易成本。
U型到M型企业的创新
科斯的公司理论并非没有受到批评。从理论上讲，认为大公司高层的一个中央计划者可能会监督公司的各个方面，并立即决定每项任务是在内部雇用一名员工还是将其外包给市场是不现实的。
科斯的解释植根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中，假设公司所有者作为理性的计算者（理性人）严格响应市场激励并执行闪电般的成本效益分析。
到了20世纪，科斯的公司理论被现实世界的经验所推翻。随着全球化日益使世界经济相互联系起来，企业通过多元化进入国外市场追求日益复杂的业务。
中心化的U形结构已不足以管理不断扩大的复杂行政决策范围。传统U型公司的弱点源于其决策权集中在少数高管手中，随着公司的发展，适应起来过于缓慢和繁琐。在国内市场管理公司可能很容易，但由于市场条件、供应链、文化现象等不同，在不同地区管理公司却被证明太难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导致U型公司自发地创新并去中心化到多部门的M型结构。这使得企业将决策权委托给负责监管不同产品或业务地理区域的较低级别的部门。
M型企业创新的影响就在我们身边。今天的公司在其经营的每个地区都聘请专门的产品、营销和销售团队，而不是将他们集中在总部。
M型企业去中心化决策
为什么需要去中心化公司？基于科斯的洞察力，后来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结构性分权形成M型公司有两个关键驱动力。第一、试图解决高层管理人员面临的知识受限问题。
在竞争条件、供应链、法律和消费者社会文化偏好大相径庭的外国市场，大公司要在有效竞争中面临严重的知识复杂性。M型公司允许更了解当地情况的部门经理有效地制定日常决策，让高层管理人员专注于战略。
通用汽车 (GM) 在20世纪取得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部门独立的组织模式，它允许中低层管理人员完全自主地运营。在1920-1921年的危机中，通用汽车经历了75%的销售额下降和创纪录的低产量，其长期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 (Alfred Sloan)寻求对组织结构进行彻底的权力下放。斯隆强调，部门经理需要严格“独立，可以接受或拒绝[高层管理]顾问的建议”。正如他在“蓝图”中所写：
“总经理制定其特定部门的所有政策，仅受总裁的行政控制。每个单位的负责人的责任是绝对的，他要发挥他的全部主动性和能力，最大限度地发展他负责的业务，并承担成功或失败的全部责任。”
正如社会主义中央计划者由于无法将所需的知识集中在一个政府委员会手中而未能规划整个国民经济一样，大公司在扩张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斯隆的M型创新对通用汽车来说是成功的。该公司超越了其主要竞争对手福特，并为下个世纪所有未来的资本主义公司制定了标准蓝图。
工作激励
M型公司的第二个驱动因素围绕激励问题展开。当薪酬与薪水挂钩时，U型公司的员工几乎没有动力更努力地工作或在其工作范围内创业。从会计的角度来看，该公司坐拥未使用的人力资本资产。利润流失。
M型公司的创新改进了激励以及奖励与低级管理层的一致性，从而使公司能够在整个组织中利用分散的知识。它使他们能够行使自己的判断力并在公司内充当本地的“企业家”，开发新的子产品、管理流程，并调整现有的生产方法，以更好地适应特定市场的经济条件。
当然，高层管理人员并没有完全放手。一些规则仍然是从上面规定的。但关键是M型结构允许一定范围的分散调整和适应，这在U型公司是不可能的。
出现DAO
熟悉DAO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到了它的发展方向。在区块链的支持下，DAO是现代资本主义公司持续去中心化的下一个迭代。
M型公司，就像它们替代其前身U型一样，将被DAO颠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这场运动。Uber、Airbnb 和TaskRabbit等所谓的零工经济中的公司以某种去中心化的方式将买家和卖家联系起来，而不会背负严格的等级结构和长期合同。
DAO与所有以前的组织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扁平、分散的结构和缺乏中央计划。DAO共享国库并通过发行自己的代币筹集股本，吸引相信其使命的匿名投资者和工作者。
区块链的透明性意味着所有组织的活动都在链上进行管理，任何人都可以审计其智能合约代码，从而使投资者和工作者对组织的内部运作都有更大的透明度。
在所有权集中的传统公司，有关招聘或扩张的关键战略决策完全由高层管理人员闭门进行。M形公司有助于缓解部分问题，但它仍然是一个从根本上中心化的结构。
DAO的去中心化所有权允许任何持有其原生代币的人通过将他们的钱包（其中的代币作为验证）连接到DAO投票平台（如 Snapshot）来进行主动投票。
DAO怀疑论者认为，由于选民疲劳，并非所有成员都积极参与。这里有一点道理，但它大大忽略了DAO带来的相对改进。
即使不是所有成员都投票，组织决策可以公开访问并由更活跃的成员审查这一事实，与传统公司的决策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传统公司的决策是保密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出的一个恰当的对比是，20至21世纪从君主制向自由民主制的转变。政治学领域的同行评议研究发现，当今大多数选民在政治上冷漠，但政治民主至少允许积极的少数活动家、记者和相关公民提出异议并提高对选定问题的认识。
这比完全的选民参与更不理想吗？是的。但这与威权君主制相比有显着改善吗？绝对是的。
解决激励问题
DAO的经济奇迹在于它能将工作和奖励之间的激励机制完美地结合起来。回想一下，M型公司的出现是公司积极扩张的一种方式，同时减少了高层管理人员的监督需求。
这种管理理念是由著名的风险投资家Arthur Rock开创的，他以早期投资仙童、英特尔和苹果等科技公司而闻名。借鉴他在1950年代在Fairchild半导体的经验，Rock开创了私人有限合伙模式，该模式以股票期权补偿高级管理人员和初级员工，后来成为硅谷股权文化的代名词。
这与股权仅由创始人和风险资本家拥有的时代大相径庭。
Rock明白激励措施很重要，而且要让公司取得成功，关键员工需要受到超越薪水的激励。通过Fairchild，Rock确保对公司成功至关重要的关键科学家和工程师获得股票期权。这种“解放资本”模式为员工引入了高强度的激励机制，释放了人才。
DAO将这种经济逻辑扩展到每个工作者。与零工经济工作者一样，大多数DAO都提供灵活的“按工作付费”模式。然而，与零工经济工作者不同的是，DAO工作者以原生代币的形式获得报酬。因此，DAO赋予工作者两全其美的能力：灵活性和代币持有者。这使他们对看到DAO组织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既得利益。
DAO将走向何方？
对DAO的普遍批评集中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形式的组织都需要超去中心化的结构。对于具有单一使命并且实现规模经济很简单的DAO而言，情况确实如此。
但这与其说是对DAO本身的批评，不如说是产品市场契合度的问题。尽管M型公司进行了大规模创新，但金属、烟草和糖业等行业的公司并没有立即采用它，因为扩张并未因同类型的协调问题而陷入困境。
另一个常见的批评指向DAO的低参与壁垒，这可能会带来可扩展性问题。在需要跨不同专业领域做出决策的大型DAO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知识或动机做出正确的决定。
作为回应，Orca Protocol或Aragon等DAO工具已经浮出水面来解决这些问题。Orca促进在DAO内创建“工作组”或小型中心化部门（subDAO），这些部门可以启动自己的决策过程。代币持有者将投票给这些部门的代表——这与政治民主是平行的。这允许 DAO以保持某种形式的去中心化的方式有效地扩展决策。
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具有2.55万名成员、强大的GitconDAO中看到。为了扩大去中心化决策的规模，Gitcoin采用了社区代表（称为管家Steward）系统，成员投票通过该系统代表他们做出决定。Steward的职责涵盖从定义组织流程、社区建设、筹款、反欺诈治理和产品战略等各个方面。
DAO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所在的区块链技术创新有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解决协调问题。
